不可抗力成“遮羞布”，音乐节为什么卖不动票了？|天天热闻

不可抗力，正在成为音乐节市场的“挡箭牌”。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4月17日，回春丹乐队原定参与的大洋洲音乐节澳洲站主办方临时发布公告，称核心嘉宾回春丹乐队因“不可抗力”因素无法参与，遂延期在墨尔本、悉尼的两场音乐节演出，并给予乐迷退票处理。

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是受近期内地音乐节“不可抗力”飓风影响的第一个海外华语音乐节。

自演出市场全面复苏以来，内地音乐节早就先行一步，扎进了“不可抗力”的怪圈。

仅在4月10日晚，便有山西伴山音乐节、潮CHAO音乐嘉年华上海站先后发布延期公告，表示因“不可抗力”因素影响决定延期举办。而在此之前，已有青岛弄潮音乐节、德州向阳花音乐节等数十个品牌接连宣布延期或是取消，理由几乎皆因“不可抗力因素”。

同样的，不少乐队、艺人巡演也同样提到“不可抗力”延期或取消，比如打扰一下乐团原定4月21日开演的“黑色罗曼史2023春夏巡演”南昌站，以及背靠粉丝经济的男团“易安中学”原定4月15日的Livehouse演出，均于4月12日同一天宣布延期并退票。

不难看出，以音乐节为主蔓延开来的演出延期或取消的理由，均定格在了所谓“不可抗力”。在演出市场常态化的背景下，“不可抗力”这一诱因似乎变得有些玄之又玄了。

过去三年中，所谓的不可抗力或许更为普遍，而反观当下所谓的“不可抗力”原因，或多或少有些变了味。

比如声称“因天气专家分析研判福州未来十几天天气持续阴雨，无法完全杜绝安全隐患而延期”的福州魔音汽车音乐节，也被当地乐迷指出这一“不可抗力”实属无稽之谈。有网友便表示，演出当天天气预报为晴天，直言“票又贵阵容又拉胯、地方又远，票卖不好，你还怪老天下雨”。

而由谢天笑、逃跑计划、郝云、Fine乐团等组成的青岛弄潮音乐节，却也被质疑是缺乏带票的网红乐队，阵容不及乐迷预期，且单日预售票在218元，差异化优势并不明显，难以吸引购票。

在售票量未能达到预期的情况下，继续举办音乐节必然会导致主办方无法收回成本，而不可抗力之下的延期或取消也就成了最好的“遮羞布”。

另一方面，演出阵容出现临时被“拉黑”艺人、场地突发、举报等情况也是另一种层面的“不可抗力”理由。比如，在开演前十天左右，国潮音乐嘉年华广州站声称活动场地突发升级管理问题，为保障观演体验将对现有场地进行整体改造故而延期举办，但直至今时却已毫无下文。

而种种并非不可抗力的“不可抗力”，潜移默化中也影响着音乐节市场的正常运转。

美国onePRM音乐集团大中华区首席代理倪兵对此指出，这是在加速音乐行业“死亡”的一个过程。在真真假假的“不可抗力”取消或延期背后，其实也在打击着购票乐迷的热情。他也提到，这样的做法无异于在“戏耍”消费者，“大家会对音乐节这三个字产生严重的怀疑，对整个行业也产生一种极端的不信任感。”

但归根结底，种种皆不过一句话——有些跟风上马的音乐节真的卖不动了。

自演出市场复苏以来，不管是小型演出的Livehouse还是头部艺人的大型演唱会，均凭借一定的乐迷经济、粉丝经济迎来一波可观的报复性消费。但纵观音乐节市场，却是坎坷不断，不仅出现了放冷焰、撒彩粉、冲围栏等诸多观演乱象，甚至还有诈骗性质的音乐节大量冒出、阵容同质化严重、演出水平参差不齐等问题。

而报复性消费过后，面对供大于求的演出市场，市场必然也会呈现审美疲劳、消费紧缩、择优观演的现状。这也意味着，不少不专业的音乐节面临被淘汰的命运，倪兵便直言，“最坏的结果都还没出现，我觉得到6月、7月份以后可能死得更快”。

当音乐节出现头部艺人极端雷同的情况，考验音乐节的只有一个可能性，“当地年轻人的消费能力，这也是一个经济问题。”毕竟，从消费者角度来看，衡量音乐节是否值回票价也与票价高低、演出阵容有关，即便粉丝只为某一流量偶像而来，也同样如此。

除了购票成本，参加一场音乐节背后的机酒费用、事假等，都是乐迷们因音乐节临时取消被迫承担的沉没成本。

乐迷王小姐表示，因潮CHAO音乐嘉年华上海站突然取消，自己却无法全额退款机票、酒店费用，且音乐节的售票并不支持退换票，“4月7日官宣阵容和开票，也定下了4月15日、16日的住宿和往返费机票，结果4月10日下午还在透露舞台搭建，晚上就发布公告取消，很多乐迷因此产生的损失无法估计。”

与此同时，音乐节频繁的延期或取消，也会令乐迷们更加慎重选择观演，乃至不再为此消费。比如，即便潮CHAO音乐嘉年华作为猫眼文旅旗下音乐节活动品牌，有着足以获得受众信任的平台背书，也不免被拉入乐迷的避雷名单。而其官方账号的“蓝V认证”也在4月11日被指卸下，令不少乐迷担忧其也将“跑路”。

而在演出市场恢复初期大肆回血的黄牛党，如今也同样面临着拿捏不准受众消费偏好造成票难卖的尴尬处境。比如汇集万能青年旅店、九连真人、马頔等在4月1日、2日举办的南昌草莓音乐节，因阵容可观吸引不少黄牛大量囤票，但却因高价普遍迎来了票难出手的窘况。

据现场乐迷反映，当天黄牛票一路从千元直接降到180元左右，远远低于官方单日全价票480元，而社交平台上也不乏出现乐迷当日以百元左右价位收票。倪兵对此指出，这也侧面证明了乐迷的消费力正在下降，可能乐迷已经没有再过度投入音乐节的散钱了。

我们也注意到，相比此前普遍一到两个月的预售周期，现在音乐节动辄三四个月的售票周期，也让乐迷在一次次的“不可抗力”中萌生出强烈的不信任，反倒更不会选择购票。

倪兵表示，周期拉长无可厚非，“周期越长收入越高，这是一个正比。现在大家对回收资金都没什么信心，所以肯定都希望时间线拉长。”不过，他也认为，这是整个行业对演出市场缺乏了信心。

看起来，“不可抗力”或许还将长时间成为音乐节们无法摆脱的抉择。

在过去三个月里，音乐节呈现出明显的井喷状态，月均30多场已成为普遍现象，而官宣的大大小小音乐节也已超过100多个，甚至连过往鲜少落地的新疆、西藏等省市也迎来了音乐节商业化的入驻。

与此同时，不少新消费品牌宣布入局，成为音乐节市场的新玩家，如隅田川咖啡、魔音汽车等均投入音乐节衍生类IP开发。

在音乐节加速遍地开花的过程中，不少音乐节糟糕的现场体验也让不少新生音乐节被乐迷吐槽为“房地产拼盘商演”、“群星演唱会”。

在3月18日的武汉麦田音乐节中，脆莓乐队因迟到半小时左右、人声听不清楚引发乐迷不满，而同一场的沉默橙乐队也因下雨造成的设备泡水、音响调音出现问题，不得不延迟开演20分钟。无独有偶，广州海潮宇宙音乐节、芒禾音乐节等也同样因音响问题、舞台较小、演出迟到等问题备受乐迷吐槽。

这些细节层面的问题集中显现时，背后其实是系统性问题的积弊已久。

如倪兵所说，“当整个行业不专业的时候，制作团队包括舞美团队、调音团队，你都不可能百分百的专业，所有这些失误、沟通不畅，其实都是由一个个不专业的细节加在一起导致爆发的。”

而场地、设备的“减配”，其实也与演出行业的不景气有关，直接造成制作成本的压缩，观演体验丧失。倪兵举例道，“比如一场音乐节票务预期800万元，但实际回收只有500万元，那么进口喇叭改国产、两块LED屏幕变一块、舞台由大变小都会出现，甚至最可怕的是在安保围挡方面省钱，可能会出现安全事故。”

而诸多音乐节口碑“崩坏”的印象，很大程度上源于主办方的不专业。比如有音乐节还没拿到批文便迫不及待地进行票务预售，或者美其名曰开盲盒的形式公布演出阵容，将音乐节的资金链风险转嫁到乐迷承担。这些诸多“空头支票”音乐节，实际上已经演化成了诈骗、非法集资等恶劣事件， “某些从业者的专业素质和法律观点已经淡漠得可怕了。”

眼下，音乐节退款难已经普遍化，西柚SEEU音乐节、耳浪音乐节、无尽星空跨年夜音乐节等均是如此。据悉，西柚SEEU音乐节在乐迷报警后，曾承诺在3月10日退款，却至今仍未处理完成，乐迷赵小姐便表示，“西柚的票价在388元至千元不等，起码有十几万元没退。”

值得注意的是，很多像西柚SEEU音乐节这样退票难的音乐节并非全权通过大麦、秀动等主流票务平台售票，更多是通过自有小程序放出，一方面避免第三方分成过多，尽最大可能将营收归为己有；另一方面也使得乐迷后续难以通过第三方交易平台获得有保护机制兜底的退改票流程。

而主办方也搞起了以VIP票为代表的饥饿营销，即在未透露VIP票总量的情况下，VIP票开票即售罄，迫使部分乐迷不得不购买普票，然后再放出一定量的VIP票，如此反复不断加票，这也令大量乐迷组织向当地有关部门投诉、举报。

倪兵谈到，这是销售策略方面的问题，“票务是音乐节管理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但从法律角度来讲，没有严格界定说饥饿营销是违法，但从观感上来说吃相稍微有点难看，整个行业的立法也不那么健全。”他也指出，饥饿营销高估了年轻人的消费能力，也会让乐迷对音乐节品牌失望。

要明白的是，哪怕乐迷、粉丝“韭菜成精”，心甘情愿买单高价票，但也会在被极度压榨的情况下逆反。眼下诸多演出因所谓的“不可抗力”戛然而止，某种层面也是消费者对于音乐节变质后的集体抵制。倪兵也认为，敷衍过头的音乐节最终还是要靠市场来筛选，“让市场决定存活，这是最好的方式。”

不过，也不乏有“清流”音乐节备受乐迷青睐。比如成都本土音乐节IP“春游音乐节”，便因票价与演出成正比备受乐迷喜爱，即便票价有所上涨、阵容公布延迟，其珍惜羽毛的高口碑也令乐迷心甘情愿为之买单。

同样的，自迷笛学校校长张帆公开批判音乐节天价票，要办“让年轻人看得起的音乐节”以来，迷笛音乐节便成了价格战中的“另类”。例如集结崔健、九连真人、木马乐队、刺猬乐队等近80多位音乐人的2023黄渤海迷笛音乐节单日票价仅169元，三日通票也不过399元，甚至还出现了1993张30元的笨鸟票。

不怪乎网友戏称，“迷笛在用行动表明乐迷能来最最重要”、“这么多年只有迷笛和工资没涨”。

归根到底，音乐节是要“割一波韭菜就撤”还是当作长期IP打造，比拼的是团队的专业程度和执行能力。当越来越多缺乏专业素养的主办方扎堆涌入市场，无疑会打击市场的热情，也污名化着音乐节本身，竭泽而渔。

复苏伊始，我们对于演出市场寄予复苏的期待，但很显然，真正回暖注定要历经一番坎坷。

倪兵指出，上述现象也应该倒逼着整个音乐演出市场的法制管理细则的出台，“从主办方角度考虑，只要能赚更多的钱且不违法，每一件事都是合理的，这些还是要从立法层面来去解决。”

同时，文化演出的审批程序也同样需要优化，“国内所有音乐节最多只能两次报批，一上手就几百万几千万元在手，且一次性公布阵容，所以内地音乐节主办方的风险就是比国外音乐节大。因为我不能订了两个乐队就马上开始卖票，无法像Clockenflap音乐节那样举办12轮演出，每一轮宣布具有针对性的阵容来面向更精确的群体进行售票，说到底还是一个文化管理、经济运营的问题。”

在大多数乐迷眼里，线下演出就像是精神乌托邦，提供的是与现实社会生活截然不同的情绪价值和人生体验，但当音乐节、Livehouse等演出所带来的仅剩负面体验感，也注定会令大批受众抽身离去。

但实际上，如倪兵所言，经济环境或许会成为影响受众消费的原因，但很大程度上在经济低迷时期人们对音乐、文化是有着更大的依赖性，“如果这样的情绪被（音乐节）出卖、轻易践踏的话，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不过，随着海外音乐人进出放开，内地音乐节的“卖不动”或许也会迎来新的转机。这可能会降低演出成本预算，“把更多思路放到一些国际优质音乐人身上来制造差异，一来省钱，二来可能票房还会更好。”

总而言之，音乐节作为演出市场的重要构成有着不可替代性，但倘若放任脱轨、乱象频出，这样的短暂春天也注定会成为酷夏之中的“倒春寒”，注定难以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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